一、通代（具有概論性質，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）
（一）專書
小川快之著，趙晶編譯，《傳統中國的法與秩序：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》，臺北：元華文創，2018年9月。
張晉藩、陳煜著，《輝煌的中華法制文明》，臺北：龍視界，2018年8月。
（二）論文
李冬楠，〈中國法史學教學之我見〉，《植根雜誌》34：12，2018年12月。
二、先秦
（一）專書
劉芮方，《周代爵制研究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（二）論文
黃銘崇，〈從基於親屬的政府到官僚的政府──殷周變革的一個重要面向〉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89：2，2018年6月。
謝博霖，〈西周金文貴族副職說再探〉，《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》44，2018年12月。
羅志偉，《《周禮》訴訟制度初論》，《國立屏東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類）》3，2018年8月。
三、秦漢魏晉南北朝
（一）專書
王勇，《秦漢官制演變研究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陳文豪，《漢代大司農研究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楊椀清，《《嶽麓書院藏秦簡（叁）》〈學為偽書案〉相關問題研究》，臺南：臺灣周易養生協會，2018年9月。
（二）論文
甘懷真，〈從冊封體制看漢魏時期的國際關係〉，收錄於吳玉山編，《中國再起：歷史與國關的對話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2018年2月。
田煒，〈論秦始皇「書同文字」政策的內涵及影響──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89：3，2018年9月。
代國璽，〈秦漢的糧食計量體系與居民口糧數量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89：1，2018年3月。
吳智雄，〈爭儲、謀反、冒名、廢黜：論西漢四種政權正當性事件與經典意義應用之互涉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19，2018年6月。
高震寰，〈試論秦簡中的「作務」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3，2018年6月。
曾堯民，〈北朝僧官制度的遞嬗──以沙門大統為中心〉，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10：1，2018年6月。
趙立新，〈《南齊書‧百官志‧序》所見中古職官文獻與官制史的意義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62，2018年6月。
趙立新，〈漢魏兩晉南朝官僚選用文書的演變及其意義──以狀、行狀、簿狀和簿閥為主的考察〉，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10：2，2018年12月。
劉欣寧，〈漢代政務溝通中的文書與口頭傳達：以居延甲渠候官為例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89：3，2018年9月。
羅仕杰，〈從漢簡看邊塞鬥毆與凶殺的三個案例〉，《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》7：4，2018年8月。
四、隋唐五代
（一）論文
段知壯，〈杜光庭的戒律觀及犯罪思想探析〉，《宗教哲學》83，2018年3月。
桂齊遜，〈《唐律疏議．鬬訟律》沿革考〉，《史學彙刊》37，2018年12月。
張雨，〈使職獨立審斷權的行使與唐後期司法政務運行 ──以財政三司為中心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陳登武，〈柳宗元的禮法思想與地方治理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劉怡君，〈《唐律疏議》「援經入律」之實況及其功能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3，2018年6月。
五、遼宋金元
（一）專書
沈宗憲，《身後：宋代禮法中的官民喪葬》，臺北：五南，2018年2月。
廖峻，《宋代州級司法幕職研究（上、下）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綦保國，《元代官營工商業法律制度研究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9月。
趙效宣，《宋代驛站制度》，新北：聯經，2018年8月。
（二）論文
王志浩，〈北宋士人政治文化考察──以范仲淹慶曆新政對科舉的改革為例〉，《新亞論叢》19，2018年12月。
朱銘堅，〈黨爭漩渦中的太學──以北宋哲宗朝太學的人事變動為中心作考察〉，《新史學》29：2，2018年6月。
洪麗珠，〈元代各從本俗下的風俗議論與法律走向──以漢族婚姻法與婚俗為例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劉柏宏，〈宋元明官箴書中的三《禮》、祭祀措施與禮教〉，《經學研究集刊》24，2018年5月。
六、明清
（一）專書
邱澎生，《當經濟遇上法律：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》，新北：聯經，2018年9月。
舒時光，《明清陜蒙交界地區土地利用的空間分佈與變化過程（上、下）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黃源盛，《晚清民國刑法春秋》，臺北：犁齋社，2018年3月。
路偉東，《清代西北回族人口與回族經濟（上、中、下）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（二）論文
于志嘉，〈再論明代的附籍軍戶：以浙江沿海衛所為例〉，《明代研究》30，2018年6月。
于志嘉，〈明代軍戶家族的戶與役：以水澄劉氏為例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89：3，2018年9月。
江存孝，〈清代後期殺死姦夫條例的改正及其法理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池永歆，〈清乾隆年間大甲溪谷地的番產交易及其衍生的族群互動：以「岸裡大社文書」為文本的論述〉，《嘉大應用歷史學報》3，2018年2月。
余俊峰，〈情慾、身分與法律：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雞姦犯罪〉，《史轍：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》14，2018年7月。
李文良，〈番語與手印：新港文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〉，《師大臺灣史學報》11，2018年12月。
李新峰，〈明代南北卷與南北解額〉，《明代研究》30，2018年6月。
邱榮裕，〈新埔褒忠亭義民廟興起與發展之探究──以兩件清代古文書契為中心〉，《新竹文獻》68，2018年3月。
張凱特，〈明代公案小說集中「割股療親」的踐履歷程與彰顯的典範意義〉，《臺北大學中文學報》23，2018年3月。
張凱特，〈論明代公案小說集惡僧故事的承衍與改寫〉，《漢學研究集刊》26，2018年6月。
張華克，〈《寒字檔》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〉，《中國邊政》214，2018年6月。
張寧，〈雞姦為何為姦？──清代雞姦罪立法演變及其特殊性（1740-1911）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3，2018年6月。
張繼瑩，〈水到渠成──明清山西的環境、制度與水利經營〉，《漢學研究》36：1，2018年3月。
梁廷毓，〈地獄鬼卒：清代文獻對「生番」的形象初探〉，《歷史臺灣》16，2018年11月。
莊聲，〈吉林烏拉地區異常氣候與災後重建──以乾隆十六年寧古塔將軍滿文文書為中心〉，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》60，2018年12月。
連啟元，〈《明律》縱囚條文規範與社會現象──兼論「縱囚論」的議論與反思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3，2018年6月。
郭嘉輝，〈天下通禮：明代賓禮的流傳與域外實踐的紛爭〉，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》59，2018年6月。
陳殷宜，〈清朝回部王公年班制度〉，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》6，2018年12月。
陳鈺祥，〈十九世紀清越邊境海盜問題之研究〉，《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》55，2018年12月。
陳熙遠，〈清代中央繫獄諸神考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3，2018年6月。
彭傳華，〈王陽明《南贛鄉約》鄉治思想探析〉，《哲學與文化》45：4，2018年4月。
曾春僑、鄒濬智，〈以現代執法者視角考察《龍圖公案》中的偵查策略〉，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》12：4，2018年12月。
廖敏淑，〈中國是獨特的嗎：從清朝的外政及通商制度來看〉，收錄於吳玉山編，《中國再起：歷史與國關的對話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，2018年2月。
謝忠志，〈刑人於市：明代棄市刑探析〉，《明代研究》30，2018年6月。
譚家齊，〈晚明《律例臨民寶鏡》所載《新奇散體文法審語》的史料價值及其所反映之閩中社會情況〉，收錄於李金強、郭嘉輝編，《從明清到近代：史料與課題》，臺北：萬卷樓，2018年11月。
（三）書評
Evan Lampe，〈評Robert J. Antony Unruly People: Crime, Community,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〉，《漢學研究》36：4，2018年12月。
林欣宜，〈評介邵式柏著，林偉盛等譯，《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（1600-1800）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6年）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57，2018年9月。
張瑞賓，〈邱澎生《從經濟到法律──明清中國市場演化的歷史》評介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魏伯河（Wei Bo-he），〈一石激起千重浪──孔飛力《叫魂》在中國大陸學界反響綜述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37：1，2018年2月。
七、近現代（1840-1949）
（一）專書
松岡格，《「蕃地」統治與「山地」行政：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8年3月。
曲相霏，《人權離我們有多遠：人權的概念及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演變》，臺北：崧燁文化，2018年8月。
苟強詩，《民國時期上海的文學與法律（1927-1937）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9月。
郭勝利，《民國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（上、下）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9月。
陳凱雯，《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、推行與開展（1895-1945）》，臺北：國史館，2018年11月。
葉又菁，《生活與法律教育：從愛德華‧薩依德「東方主義」窺視日本治臺時期收養習慣之研究》，臺北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，2018年8月。
鈴木哲造，《日治時期臺灣醫療法制之研究》，臺北：五南，2018年7月。
戴馥鴻，《憲政編查館與晚清法制改革》，新北：花木蘭文化，2018年3月。
（二）論文
Li Chen, “Launching an Embryonic American Law School in China 1915~1918”, Soochow Law Journal, 15:2, 2018.
王剛，〈從樞臣、全權大臣、東南督撫的三方互動看《辛丑條約》的形成〉，收錄於李金強、郭嘉輝編，《從明清到近代：史料與課題》，臺北：萬卷樓，2018年11月。
江玉林，〈人格理念與文化法治國家──洪遜欣的法理學思想〉，《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》61，2018年10月。
李玉璽，〈雄心勃勃饒高節，總為人民辨不平──陳世榮大法官（1918-1992）的 法曹生涯與他的時代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3，2018年6月。
李戡，〈何世禮與《中日和約》的簽訂──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49，2018年5月。
吳育臻，〈嘉義沿山地區阿里山社番租（地）的流失：以晚清劉銘傳清賦事業與政權交替之際為中心〉，《臺灣文獻》69：3，2018年9月。
周東怡，〈清末《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》與《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》的修訂〉，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》60，2018年12月。
周東怡，〈清末教育法制化歷程的一個側面──預備立憲時期的簡易識字學塾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周維強，〈維紀律而昭嚴整──院藏清末陸軍警察史料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421，2018年4月。
林文凱，〈晚清臺灣的財政──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61，2018年6月。
林文凱，〈日本治臺經驗取鑑：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（1911-1933）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101，2018年9月。
范廣欣，〈從三代之禮到萬國公法──試析郭嵩燾接受國際法的心路歷程〉，收錄於李金強、郭嘉輝編，《從明清到近代：史料與課題》，臺北：萬卷樓，2018年11月。
孫清海，〈儒家是人治、法治還是孝治？──論徐復觀的孟子思想研究〉，《孔孟月刊》56：7/8（667/668），2018年4月。
張世瑛，〈蔣中正與戰時軍法體制的執行──以抗戰中期的三起貪污案件為例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55，2018年3月。
莊谷中，〈以制度變遷路徑依賴視角，檢視光復初期從「契據登記制」轉換為「權利登記制」之過渡措施，兼論地籍清理個案：「王番」與「王生番」之爭議〉，《土地經濟年刊》29，2018年7月。
許世融，〈「臺灣總督府檔案抄存契約文書」中的客家土地開墾樣貌〉，《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》21/22，2018年4月。
郭まいか（玫珂），〈1920年代北京政府與上海租界之關係：以會審公廨為中心〉，收錄於劉維開主編，《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系列之一：1920年代之中國》，臺北：政大出版社，2018年12月。
陳柏良，〈進入中國法框架──論臺灣戰前與戰後選舉與政治資金管理法體系之移植與繼受（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九年）〉，《中國法研究》6，2018年12月。
陳韶琪，〈日治時期法院副通譯的群體研究〉，《臺灣風物》68：3，2018年9月。
陳韻如，〈《淡新檔案》中姦拐案件：法律傳統的重新檢視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25：4，2018年12月。
陳凱雯，〈從《臺北州檔案》看日治時期鶯歌庄的水災與水防〉，《臺北文獻》205，2018年9月。
曾宣靜、林昭庚、孫茂峰，〈民初中醫「醫育法權」之建構（1912-1949）──以《中醫條例》及《醫師法》為論述核心〉，《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》59，2018年6月。
曾宣靜，〈承擔抑或抗辯：醫者醫療刑事責任在民初之轉變〉，《科技、醫療與社會》27，2018年10月。
黃文德，〈法務部調查局特種資料典藏概況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37：3，2018年8月。
楊惟安，〈從華文報紙探究新加坡的廢娼運動（1919-1930）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32，2018年12月。
廖靜雯，〈日治時期臺灣文明結婚論述中的聘金問題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32，2018年12月。
趙逸凡，〈晚清北部臺灣「分家」訴訟之研究──以《淡新檔案》之「爭財」等類型為研究對象〉，《史匯》21，2018年11月。
趙晶，〈論小早川欣吾的東洋法制史研究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4，2018年12月。
劉晏齊，〈兒不孤，必有鄰：日治時期臺灣孤兒保護的法律史〉，收錄於陳姃湲主編，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底層社會：臺灣與朝鮮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18年11月。
劉庭華，〈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外交努力〉，《湖北文獻》207，2018年4月。
蕭李居，〈國民政府對德日「防共協定」的因應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58，2018年12月。
盧俊嵐，〈淺析董必武信訪法治思想及其現實意義〉，《湖北文獻》2019，2018年10月。
（依姓名筆劃排序）
*本目錄同時刊登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，《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（第13輯）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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