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通代（具有概論性質，跨域不同斷代的作品）

（一）專書
倪延年，《中國古代報刊法制發展史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年。
黃源盛，《中國法史導論》，犁齋社，2016年2月修訂三版。
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
（二）論文
黃源盛，〈人性、情理、法意——親親相隱制的傳統與現代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
2016年6月。
趙晶，〈正史《刑法志》「文本」研究路徑舉要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
月。
宮宅潔，〈中國古代「罪」的概念——罪穢、淨化、分界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王立民，〈中國古代的道德建設立法及其啟示〉，《中國法學文檔》第13輯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柴榮，〈中西歷史情境中「民法」之共同核心研究〉，《中國法學文檔》第13輯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范忠信，〈律令關係、禮刑關係與律令制法律體系演進──中華法系特徵的法律淵源角度考察〉，《中國法學文檔》第13輯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楊永良，〈臺灣大學典藏桃木文庫《律》版本及其頭注之探究〉，《大學圖書館》20：2，2016年9月。
吳景傑，〈傳統中國「拾得遺失物」行為法律規範諸問題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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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先秦

（一）專書
區永圻，《戰國秦漢法家諸問題研究》，花木蘭出版社，2016年9月。
蕭旭，《《荀子》校補 （上、中、下）》，花木蘭出版社，2016年9月。

（二）論文
黃震雲，〈《論語》「刑罰不中」和西周「法以濟禮」原則〉，《孔孟月刊》54：7，
2016年4月。
林育瑾，〈以韓非思想反思審議式民主的困境與可能〉，《國家發展研究》15：2，2016年6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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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秦漢魏晉南北朝

（一）專書
簡牘整理小組編，《居延漢簡（參）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9月。
羅仕杰，《漢代居延、肩水出土簡牘研究》，上揚國際開發，2016年5月。

（二）論文
徐衛民，〈從考古文獻資料看秦之管理水準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2，2016年2月。
吳昌哲，〈睡虎地秦簡《為吏之道》「戒之戒之」章（三三貳至四九貳）釋讀 〉，《思辨集》19，2016年3月。
呂映靜，〈《嶽麓書院藏秦簡（壹）‧為吏治官及黔首》札記二則 〉，《思辨集》19，2016年3月。
陳連禎、周美華、周敏華，〈秦、漢時期的警察派出所——「亭」之廳舍建築規模及其職責〉，《警察行政管理學報》12，2016年5月。
陳中龍，〈從古籍中的「雜篇」看秦漢〈雜律〉的篇目問題〉，《止善》20，2016年6月。
陳炫瑋，〈秦漢時代的鞫獄措施及其相關問題探究〉，《清華學報》46：2，2016
年6月。
閻鴻中，〈《史記．循吏列傳》析疑〉，《台大歷史學報》57，2016年6月。
白品鍵，〈秦漢吏道之源流與實踐〉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34，2016年6月。
徐世虹，〈文獻解讀與秦漢律本體認識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籾山明，〈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——以里耶秦簡為例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李均明，〈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考證八則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韓樹峰，〈漢晉法律的清約化之路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周美華，〈秦法「苛」乎？試論劉邦「約法三章」可贏得關中民心之關鍵〉，《警察通識叢刊》6，2016年8月。
游逸飛，〈三府分立——從新出秦簡論秦代郡制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87：3，2016年9月。
劉欣寧，〈漢代「傳」中的父老與里正〉，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8：2，2016年12月。
詹今慧，〈出土秦漢法律文獻中的「庶人」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李萬晉，〈從董仲舒行誼看《春秋折獄》之事例來源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
年12月。
鄒濬智，〈古與今：秦漢雜家雙璧《呂覽》、《淮南子》管理思想要義與警察組織管理學說比觀合證〉，《警專論壇》21，2016年12月。
鄒濬智，〈周秦兩漢基層治案單位「亭」論介〉，《警專論壇》21，2016年12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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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隋唐五代

（一）專書
霍志軍，《唐御史臺職官編年彙考（初盛唐卷）》，花木蘭出版社，2016年3月。

（二）論文
桂齊遜，〈唐律關於「故意犯」、「過失犯」、「錯誤犯」相關規範研究〉，《史學彙刊》35，2016年。
段知狀，〈唐代《道僧格》若干問題辨析〉，《玄奘法律學報》25，2016年6月。
高明士，〈唐代的身分制社會〉，《興大歷史學報》30，2016年6月。
邵祖威，〈《唐律．名例律》中人權精神的展現——生存權為例〉，《通識教育與多元文化學報》6，2016年7月。
趙晶，〈唐令復原所據史料檢證——以令式分辨為線索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洪藝芳，〈敦煌收養文書的內容及其文化內涵〉，《敦煌學》32，2016年8月。
嚴茹蕙，〈禮俗法制的交融——日本《服忌令》探源兼論與唐令關係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毛漢光，〈中國中古皇權之極限——以唐代詔書封駁為中心〉，《止善》21，2016年12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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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遼宋金元

（一）專書
洪金富，《校訂本元典章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3月。
周峰，《西夏文《亥年新法．第三》譯釋與研究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年3月。
鄒濬智、蔡佳憲，《是誰讓屍體說話？——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《洗冤集錄》》，獨立作家，2016年6月。
石璠，《宋代老年人法律保護研究 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年9月。
王信杰，《元代刑罰制度研究：以五刑體系為中心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年9月。
李雲龍，《宋例研究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年9月。
李如鈞，《學校、法律、地方社會：宋元的學產糾紛與爭訟》，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6年12月。

（二）論文
鄒濬智、蔡佳憲，〈試從現代醫學分析《洗冤集錄》幾段難解之處 〉，《警專論壇》18，2016年3月。
柳立言，〈從立法的角度重新考察宋代曾否禁巫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徐永輝，“The Sentencing of Tang Zhongyou: A Legal Case Study of Song Dynasty”，《龍陽學術研究集刊》17，2016年9月。
李承龍、李智平，〈從折獄龜鑑文選，對物證科學的啟發 〉，《警專論壇》21，2016年12月。

（三）書評
韓承樺，〈書評：李隆獻，《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：宋元明清編》〉，《明代研究》26，2016年6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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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明清

（一）專書
胡堅，《清代順康雍三朝文字獄個案研究》，花木蘭出版社，2016年9月。

（二）論文
曾美芳，〈「那移出納」律與明代財政管理制度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57，2016年。
連啟元，〈明代文人獄中經驗的書寫：以政治案件為考察核心〉，《成大歷史學報》50，2016年。
梁弘孟，〈尊長權與貞節的衝突——以刑案匯覽中「子婦拒姦殺傷伊翁」類案件為例〉，《中正大學法學集刊》50，2016年1月。
陳詩瑋，〈從族規、家訓試論明清徽州社會的「成人之道」〉，《政大史粹》29，2016年3月。
張雁喬，〈羈人與畸人：論徐文長的獄中書寫〉，《思辨集》19，2016年3月。
張仁善，〈論清代宗族的糾紛化解功能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陳煜，〈論《大清律例》與各部院則例的銜接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陳重方，〈乾隆八年《大清律例》的頒行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李明，〈為愛鬼頭銀，命比鴻毛輕——清代命案中的賄買頂凶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余俊鋒，〈法律條文與社會心態：內閣大庫檔案所見清前期有關「雞姦犯罪」的兩個面向（1644~1740）〉，《史轍》12，2016年7月。
王泰升、曾文亮、吳俊瑩，〈論清朝地方衙門審案機制的運作——以《淡新檔案》為中心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林文凱，〈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——「地方法律社會史」研究提出的對話〉，柳立言主編，《史料與法史學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年8月。
谷井陽子，〈明清律學與士人社會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陳延濤，〈冕寧檔案所見清代婦女抱告制度——兼論清代婦女的訴訟地位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鄭智，〈巫術何以致罪？——試論清代巫術犯罪中的因果關係及其法律適用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
（三）書評
杜金，〈清代中國法秩序的原理與結構——《權力與冤抑：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》述評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林文凱，〈書評：阿風，《明清徽州訴訟文書研究》〉，《明代研究》27，2016年12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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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近現代（1840-1949）

（一）專書
殷莉，《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法制研究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。
周震歐，《民國以來犯罪矯治制度評述》，文史哲，2016。
周惠民主編，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》，政大出版社，2016年1月。
詹評仁編著，《南瀛古契集錦》，臺南市政府文化局，2016年5月。
吳豪人主編，《大正十三年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豫審記錄（臺灣史料叢刊20）》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，2016年6月。
徐國章編著，《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（明治38年）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2016年6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法越南交涉檔：光緒元年到宣統三年》（共七冊）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教務教案檔：同治十年到光緒四年》第三輯（共三冊）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教務教案檔：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》第六輯（共三冊）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 : 中東鐵路與俄政變民國十年（1921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日關係史料 : 通商與稅務（附禁運） 民國元年至五年（1912-1916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日關係史料 : 路礦交涉民國元年至五年（1912-1916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日關係史料 : 郵電航漁鹽林交涉民國元年至五年（1912-1916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 : 俄政變與一般交涉（一）民國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 : 俄政變與一般交涉（二）民國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 : 一般交涉民國九年（1920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 : 一般交涉民國十年（1921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：中東鐵路（一）民國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：中東鐵路（二）民國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：東北邊防（一）民國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，《中俄關係史料：東北邊防（二）民國六年至八年（1917-1919）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李恩涵，《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6年7月。
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輔仁大學校史室編，《輔仁大學校史室收藏南京教區契約文書選輯》，輔大書房，2016年8月。
蘇潔，《民國時期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與實踐研究》，花木蘭文化，2016年9月。
朱文原編，《國民政府禁煙史料：第一冊組織法令（一）》，國史館，2016年9月。
朱文原編，《國民政府禁煙史料：第二冊組織法令（二）》，國史館，2016年9月。
朱文原編，《國民政府禁煙史料：第三冊組織法令（三）》，國史館，2016年9月。
朱文原編，《國民政府禁煙史料：第四冊組織法令（四）》，國史館，2016年9月。
張存武、葉泉宏，《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 : 一六一九~一六四三》，國史館，2016年9月。
最高法院編，《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 :  中華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八年》，最高法院出版，2016年10月。
最高法院編，《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 : 民事（民國20年~38年）》，最高法院出版，2016年10月。
最高法院編，《最高法院判例全文彙編 : 刑事（民國20年~38年）》，最高法院出版，2016年10月。
徐國章編著，《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編（明治39年）》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2016年12月。
何鳳嬌、林正慧、吳俊瑩編輯，《霧峰林家文書集 : 閩臺相關信函》，國史館，2016年12月。

（二）論文
孫森焱，〈臺灣司法之過去與現在〉，《靜宜法學》5，2016年。
江玉林，〈明治國家與臣民的製作——從反思殖民台灣的新國民認同談起〉，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，《法文化研究（二）：歷史與創新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。
呂慎華，〈庚辛之際赫德的業餘外交——以海關總稅務司署土地產權之爭為中心〉，周惠民主編，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》，政大出版社，2016年1月。
鮑牧松，〈袁世凱對日本「二十一條」要求的態度、反應及對策 〉，《傳記文學》108：1，2016年1月。
應俊豪，〈通州輪劫案與中英關係：從海軍合作、外交交涉到法權爭議〉，周惠民主編，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》，政大出版社，2016年1月。
李鎧揚，〈1920年後臺灣地方行政中街庄議會的運作〉，《臺灣學研究》19，2016年1月。
王泰升，〈概述臺灣法的歷史〉，《臺灣法學雜誌》290，2016年2月。
吉辰，〈「自出機杼」的創舉：論清末民初外交中的「國電」〉，《政大史粹》29，2016年3月。
張雪舫，〈南京教區契約文書初探〉，《輔仁歷史學報》36，2016年3月。
玉置充子，〈「臺北州檔案」：日治時期鶯歌庄行政文書之概要與史料價值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23：1，2016年3月。
張安琪，〈日治時期臺灣土地調查事業前的官有財產接收與地方公共事業整理〉，《臺灣史學雜誌》20，2016年6月。
曾雅真，〈國際規範的不完全擴散：以清日島嶼主權爭議中有效控制概念的學習成效為例〉，《政治學報》61，2016年6月。
陳惠芬，〈知識轉型與國家改造——張君勱對戰後歐洲各國代議制改造的考察（1919-1921）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劉猛，〈作為法學家的王世杰——學術與思想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29，2016年6月。
黃源盛，〈法律繼受與法律語言的轉換——以晚清《大清新刑律》的立法為例〉，《政大法學評論》145，2016年6月。
陳維新，〈清末新疆塔爾巴哈臺段界圖及界務交涉（1864~1893）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33：4，2016年6月。
沈明昌，〈憲政主義思想演變之中西融和的可能——法制史的研究途徑〉，《警專論壇》19，2016年6月。
陳惠馨，〈從清朝宮中檔與軍機處檔案分析布政使與按察使之法律角色與功能〉，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，《法文化研究（二）：歷史與創新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6月。
陳惠馨，〈傳統中國成文法與判例交互運用——以漢朝及清朝為例〉，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，《法文化研究（二）：歷史與創新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6月。
田口正樹，〈岡松參太郎與日本統治下之台灣舊慣調查〉，政大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主編，《法文化研究（二）：歷史與創新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6月。
黃文顥，〈公積制度的引進——「公積」現代涵義的認識與確立〉，《史轍》12，2016年7月。
吳欣陽，〈台灣語言規劃之典範移轉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陳怡君，〈自訴制度之法律史考察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王泰升，〈台灣日治前期民事法制的變革——以法院制度及習慣法為中心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劉晏齊，〈日治時期台灣法律中的兒童／未成年人——概念的形成及其意義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陳宛妤，〈台灣日治時期的擔保制度與近代金融機構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曾文亮，〈日治時期台灣人家族舊慣——由宗法之家朝向戶主之家的多重構造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王祥豪，〈日治時期治安警察法與台灣人政治反對運動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吳俊瑩，〈從日治代書業務看台灣人的法律生活〉，台灣法律史學會主編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梁弘孟，〈從「父母之命」到「兩情相悅」——論民初法制發展中男女結婚意思對婚姻締結之影響〉，《政大法學評論》146，2016年9月。
劉澤民，〈北港鎮劉厝庄吳家古文書概述〉，《臺灣文獻》67：3，，2016年9月。
戴東雄，〈子女稱姓之現代化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趙晶，〈論廣池千九郎的東洋法制史研究〉，《法制史研究》30，2016年12月。
陳立樵，〈一次戰後中國與伊朗之權益爭取及條約締結（1918-1921）〉，《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》，政大出版社，2016年12月。
應俊豪，〈愛仁輪事件與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處置對策〉，《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》，政大出版社，2016年12月。
張安琪，〈日治初期臺灣土地調查事業階段的「公業」概念演變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50，2016年12月。
陳瑛珣，〈臺中東勢客家拓墾特色的社會資本建構：以劉啓成古文書為討論對象〉，《人文與應用科學期刊》10，2016年12月。

（三）書評
林政佑，〈評山田美香，《日本植民地．占領下の少年犯罪——台湾を中心に》〉，《新史學》27：2，2016年。

（四）座談會紀錄
曾文亮、陳昭如、黃詩淳、陳立夫，〈從法律史觀點論祭祀公業條例的制定及施行〉，《台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》，元照出版社，2016年8月。

 

* 本目錄同時刊登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，《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（第11輯）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