畫作以正側面的角度呈現台北公會堂的建築，強烈的光影清楚而截然地強化了建築物層層塊體的轉折面，使得建築本身顯得頗具量感。山田東洋在畫作中並使用「變形」的手法，例如建築車寄部份的誇大、前方廣場順著彎弧路面扭曲擴大，而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、步行者、騎乘者皆縮小有如玩具一般。至於這種空間上的變形，更強調以及凸顯出公會堂建築的龐大感，以及廣場空間的寬廣。
台北公會堂於1936年完工，內部的空間設施除提供公眾集會的空間外，電影放映、演講會、美術展覽會等新興的都市休閒活動也常在此舉行。1920年的《台灣民報》中曾經批評台北作為堂堂的首都，竟然沒有一座公會堂。由此可見，就公會堂所具備提供民眾正式集會空間的功能來說，被當作是「有益於民眾的事」，也是一個文明都市的必須設備。
山田東洋的作品描繪1939年的某一個旗日，所謂的旗日是日治時期在「國家的祭日祝日」中，必須懸掛國旗。由於山田東洋於1938年7月在公會堂前開設畫廊，所謂「十人展」的前衛繪畫團體經常在此展出，常以都市風景作為新潮表現的題材。屬於其中中一份子的山田東洋，他在都市風景中所散發出來的變形以及稚拙趣味，也屬於類似嘗似的個人作風。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，山田雖然試圖以稚拙的趣味呈現公會堂的建築，不過其誇張變形，反而更加凸顯出這棟建築物有如紀念碑的性質。
公會堂的建造，雖然被認為是有益於市民的設施，不過，其興建由來乃是慶祝昭和天皇登基，可說是一種政治性的紀念事業。當發布建造消息時，民眾黨也曾發言反對，認為一個一年沒有幾次集會的場所，卻要費資80萬元，相對之下，台灣人居住區(例如大稻埕)，卻沒有良好的下水道、公園、道路等都市設施。因此，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反對者會將公會堂視為「市容裝飾品」。也就是說，雄立於市區的龐然大物-公會堂，在某些人的眼中，或許只是披掛著民主集會場所的外衣，實際上卻是一個以官方主導，作為施行教化的空間。到了戰爭時期，能夠集合眾多民眾的公會堂，也就不免成為戰時統制下，作為宣傳的重要政治文化空間。(邱函妮)